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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时代论者(三)  

2011-07-17 13:35:00|  分类: 神学教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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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时代论者


作者:皮薛士(Vern S. Poythress)
翻译:赵刚

第二章

第三章 时代论的变种



对达比和司各福两人来说,对律法和先知预言——基本上包括整本旧约圣经——的解释在时代论的系统里占有一个关键位置。诸如在登山宝训中所提到的律法,不可能对基督徒有任何意义,否则靠恩得救的真理就被妥协了。先知预言只能按字面意思在将来应验在地上的以色列而非教会身上。这些仍然是现在一些时代论者的核心因素。但我们不能以为每位时代论者都会按照同样的方式来理解旧约律法和先知预言。

在今日的应用中使用旧约

一方面,认识到不同时代论者把圣经应用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法并不一样很重要。很多当代时代论者把圣经作为一本直接对他们说话的书来读。他们看先知的应许(如,赛65:24;耶31:12-13;结34:24-31;珥2:23;弥4:9-10)对他们适用。他们也把登山宝训应用在自己身上。他们虽然相信这些预言和诫命的主要所指乃是千禧年,仍然这么做。在这类人当中,很多是古典时代论者,也有一些对时代论作了很重要的修改。

当然,也有一些时代论者拒绝做这种应用。他们要“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这意思是说,他们很仔细地按对不同时代说话的方式把圣经分为几个部分。跟随这种路线走的人被告知,登山宝训是“以律法为基础”的(比较,司各福对太6:22节的注释)。这是国度的伦理,而非给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不应该按照主祷文(太6:9-13)祷告,或者以它为样板,因为据称6:12节与恩典相对。这些人可以被称作是时代论的“死硬派”。而相对的另一组时代论者则可被称作“应用派”,因为他们经常把旧约应用到基督徒身上。两组都有古典时代论者。

一些时代论的死硬派甚至连司各福在马太福音5:2节注释里那样的软话都不说(司各福在陈述了其主要论点,即马太福音5-7章指的是千禧年国度,以后,谈到“对基督徒在道德上的美妙应用”)。此外,当死硬派的时代论者读先知预言的时候,他们也把关于千禧年的应验和主第一次来临时所应验了的分开。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很小心地把几乎所有可以应用到他们作为教会一员的东西排除了,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当然,时代论者把圣经应用在自己身上的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我们在自己身上应用的圣经章节总可以或多或少地调节一下,应用的程度也可以或深或浅地调节。然而,我所做的区分还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更准确地看到这些不同究竟有多严重。

时代论者和非时代论者都认为对方错了。但这种争论对教会的总体效果是什么呢?就实际的效果来说,应用派的时代论者和大多数非时代论者彼此的距离,比他们二者各自与死硬派时代论者的距离更近。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效果是如何产生的。先把应用派的时代论者和非时代论者放在一起考虑。这两组中之一关于末世所发生的事的细节,有一些错误的看法。这些错误必然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召,要按照对基督再来的盼望中生活。然而相较于这种我们都一致的核心盼望,细节不同其实并没有多大效果。很多细节只是用来束之高阁的,对我们这样或那样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影响。当事情真的发生时,若我们发现在细节上的看法错了,这也不是多大不了的悲剧。若在这方面出问题的话,更多是来自在实践中的错误引申,而非在末世论上的细节观点。比如,若有人相信以色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将在大灾难中得到建立,于是作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说,他们的政府现在应该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国。又比如,他们因为相信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于是就放弃了日常工作,象有些帖撒罗尼迦人所做的一样(帖后3:6-13)。但这都是一些对原则的滥用,成熟的时代论者和非时代论者一样都会拒绝。

现在考虑那些死硬派的时代论者,对他们来说,大部分的圣经都不适用。若他们错了,那么所造成的危害就相当大。基督徒都有从圣经章节中得喂养和训练的福气,但对很多章节来说,这些人就自己失去了这种福气。若他们站在高位,这也就伤害到其他人。他们与本应该认真对待的应许和诫命保持距离。他们削弱了神的话进入人生活的能力,而这原是神的本意。的确,不是所有圣经中的应许和诫命应用到我们身上,都和应用到原始听众身上一样。我们很多时候的确必须仔细思想,神的话如何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但把应用本身一笔勾销,则太过武断。这是一条危险的途径。

我们可以从时代论里的这种变化中学到什么呢?我们这些非时代论可以学习的是,不要以偏概全地谈论或者批评时代论者。有些时代论者,从属灵生命上说,比另一些时代论者离我们更近。有些人的教导颇具破坏性,但另外一些人则没有。特别是当我们所关注的是时代论的实践果效,他们受圣经喂养的程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情形是很复杂的。有些时代论者做的事情,很多非时代论者都赞同。很多尚存的不同,在实际生活中比在理论上看起来要小得多。

司各福之后的一些发展

在时代论者当中已经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展,对司各福的观点做了很重要的改进。《新司各福注释圣经》原则上还是处于司各福的传统之中。但至少在某些地方,司各福教导中一些引起争议的地方已经被拿掉了。比如,在创世记15:18和马太福音5:2的注释中,对亚伯拉罕应许和国度律法的双重解释已经消失了。但使徒行传2:17节的双重解释仍然保留了下来,甚至还可能在新版本中得到了加强。新版本在创世记1:28节的注释中添加了一些材料,强调只有一条救恩之途:救恩是在基督里的,本乎恩,藉着信。在同一处编辑注释里也强调了启示的累加性。七个时代当然仍在;但现在它们被看作是神对以前工作的加添而非取代。相对早期更极端的看法来说,这些重点的强调都值得欢迎(参看富勒,《福音和律法》,页18-46)。

此外在比较不那么正式的意义上,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发展。我看到一些时代论领袖越来越愿意谈论一种,至少在次要意义上来说,在教会中的应用甚或应验。很多人愿意说,新约信徒透过与基督这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联合的方式,在应验上有份。要记得,司各福在他关于旧约预言“绝对字面解释”的声明中,是完全拒绝这种想法的(司各福,《司各福圣经对照学校》,页45-46)。但这使司各福的释经原则与他们的某些实践之间产生一种极不协调的张力,这些实践允许一种属灵、与教会相关的维度被应用在亚伯拉罕的应许、约珥的预言、以及马太的国度伦理上。坚持只用字面解释先知预言,也与司各福愿意在旧约历史中寻找灵意解释的想法相左。为何对历史我们可以允许一种额外的维度(就表面看来,它们更缺乏意象元素),而对先知预言却不允许(就表面看来,它们的意象元素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有些司各福的后继者要起来除去司各福置于历史和预言之间那些僵化、听起来也很随便的二分法。

除去历史和预言之间的二分法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在司各福的基础上加上一种可能性,即先知预言可以多多少少有额外一层意思,与旧约历史中的额外意思平行,就好了。这额外的一层维度究竟是什么呢?对历史来说,我们观察到这些记载的真实历史维度,并在某些情形下,加上一层指向基督和教会的预表。对先知预言来说,我们感受到在以色列的千禧年国里按字面意思应验的维度,并在某些情形下,加上一层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属灵应用。有些人甚至可能走得更远,谈论一点教会在应验上有份。

比如,时代论者唐虽然相当仔细地坚持对预言的完全字面解释,但他也很愿意承认有可以应用于教会的部分。他谈论到应验的一种“目前预示”(页180):

当然我们可以看现在为对某些将来尚未发生的预言的预示,并将之应用在基督的教会身上。但我们现在是处于“扩展预表”的领域。前千禧年释经者在旧约的事件和制度上可以看到很多预表,但他们看它们仅为应用和预示——而不是实际的应验。

司各福当然承认在旧约历史记载中预表、甚至“灵意”的存在。但在原则层面上,他拒绝在预言领域这么做。唐则无此顾忌。

不过,唐很小心地在其术语中保持一种很重要的区分。他前后一贯地用“应验”来指预言在最字面意思上的实现(大多数时候是在千禧年的应验)。“预示”和“应用”则常常用在先知预言和教会的关系上。但另外一些时代论者走得更远。扫尔(《永恒》,页162-78)愿意谈到很多旧约预言的四重应验。它们被应验的方式包括(1)从巴比伦归回的最基本形式,(2)在教会时代的(属灵)形式,(3)在千禧年的字面形式,以及(4)最终的成全(千禧年之后的永恒状态)。

扫尔把他的观点表达得很明确。我们或许会想,其他人是否也会以多重应验的方式来对类似的观点敞开大门。金森基本上能代表流行的时代论(页132):

一则预言常常有很多应用——比如,以色列受灾的预言可以指被掳巴比伦,也可以指在末日的大灾难。
……一位先知预言的事情一个接一个(一座山峰接一座山锋),好象它们之间没有数世纪的时间间隔。而在其间的事件,并没有向他们揭示。

当我们试图处理,在旧约的预言与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再来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之间,的明显对照时,多重应用的想法很容易出现。此外,新约中把旧约用到基督徒身上的例子,也铺路使我们体认到,教会和基督徒乃是很重要的应用之点这样的看法。假设时代论者翻开旧约预言时,常期待有多重应用。对基督徒传道人来说,为他们的听众及历史处境的缘故,他们特别有责任关注任何可放在教会身上的应用。当然,他们若考察最终的成全是什么,以及对与他们情况不同之人的应用是什么,这些都很好。但若他们有一颗牧者心肠的话,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对现今的应用。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对先知解释事实上的方法与非时代论者变得更接近。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所有可能的看法都画列在这里(参看图3.1)。时代论者可能刚开始讲的是应用。但当他们更适应预言和教会的联系时,他们就称这些应用为初级或部分的应验。从某方面来说,这只是一个术语的改变。但“应用”这个词更倾向于表示,教会对这些经文的使用与它们的主要意思相距不远。它意味着,当神最开始给出预言的时候,教会就已经是祂意愿中完整的一部分,而非单纯事后才有的想法。



事实上,时代论者有时走得更远。越来越多的先知预言被看作既应验在教会中(以一种初级的方式),也应验在千禧年的时代(以一种最终的方式)。但这样一来,教会与以色列的先知传承相距就不那么远了。相反,教会(以一种初级的方式)在其中有份。基督徒在亚伯拉罕应许的应验上有份,因为他们与基督联合,而祂是应验的核心。不过,应许的完全应验,仍然在将来。因此现在不是有两套平行的应许,一者给以色列,一者给教会。相反,它们只是同一套应许和目的的不同历史阶段(初级和最终的阶段)。所以最后神实际只有一种子民,她在末后的日子,当基督复活以后,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包括了进来(比较,罗11:16-32的唯一一棵橄榄树)。

到这里,时代论者与古典前千禧年派,如赖德等人,就很接近了。古典前千禧年派相信,在基督肉身回来以后,地上将有一段独特的繁荣时期。在这段时期以后,才是一般性的复活和新天新地(最终的成全或永恒之境)。但这种观点并不区分神的两种子民,或他们的两种结局。一些时代论学者赞同这种观点。他们仍然称自己为时代论者,因为他们想强调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以色列的重要性(罗11:28-29)。他们期待亚伯拉罕对肉身以色列人关于巴勒斯坦土地的应许,在千禧年的时候仍然有字面意思上的应验。

若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直到无千禧年观点的转变。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古典前千禧年者看到,旧约先知在教会时代有更多更深的应验。要比他们所看到的应验更深,并一直深入下去的话,除非到达新天新地的绝对应验,我们没有办法停止。一直以来他们都认为,更大的应验在千禧年。但现在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千禧年”的和平和繁荣是如此美好,以至于只能延续到永远了。当然,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修正对启示录20:1-10的看法。修正的选项可能有好几项。但我们对这些具体选项并不关心。我们的要点是,对旧约先知预言的看法,可以被排列在一条很宽的光谱上。我们盼望其他弟兄会沿着这条光谱与我们靠近,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可能不会走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有意识地放弃一整套系统,以便全部吸收另外一套系统。时代论者可能把他们的看法修正到接近古典前千禧年派,甚至无千禧年派。相应地,无千禧年者也可能在他们所谓永恒状态的起头,额外增加一个阶段,从而变成前千禧年派。人们一点一点地改进他们的看法,最后变得和我们的看法一样,这是可能的。(或反之也成立,我们可能发现我们需要改进我们自己的看法,最后变得和他们一样。)
只要我们还在今生活着,基督徒之间总会有些教义上的不同。但为着基督和真理的缘故,我们必须一起努力来克服它们(弗4:11-16)。对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不需要因为人们没有马上同意我们的看法就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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