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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誤解的加爾文(胡志偉)  

2012-01-12 02:39:02|  分类: 改革宗神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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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誤解的加爾文(一)

胡志偉

   二○○九年七月十日正是約翰加爾文誕辰五百周年 ,全球各地均有甚多研討會、講座或聚會等記念這位宗教改革先賢。加爾文不僅屬於改革宗教會,也是屬於大公教會;無論是信仰保守或前衛、主流教會或獨立堂會,均深感這位巨人對整個基督教會的影響;他信仰的影響力同樣具體展示於社會及文化之內。本港唯一紀念加爾文的宗派,只有中華基督教會;神學院有關加爾文的公開研討,更加欠奉。相對之下,印尼有唐崇榮的國際歸正團契舉行「加爾文誕辰五百周年紀念神學研討會」(324-29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紀念崇拜與研討會等。

  查實加爾文的神學對華人與本港教會有深遠的影響,華人福音派的信仰傳承肯定來自加爾文的思想多於來自馬丁路德。除了聖公宗、信義宗、循道宗之外,浸信宗、長老宗、福音堂、聚會所等無不傳承自加爾文。就以宣道會為例,宣道會創辦人宣信 A.B. Simpson 來自長老宗,其主要思想來自改革宗成分多於來自衛斯理與「聖潔運動」。筆者剛於主日崇拜中,問過百會眾中有誰聽過加爾文名字的,只有不過十位舉手;我笑曰 :「你們聽過Calvin Klein多過John Calvin!」會眾的「基督教通識盲」正是教牧中人要面對的 (也要包括教牧與筆者在內,不然,我過度「教牧中心論」了 !)

  不少教牧與信徒對加爾文存有不少先入為主的誤解,過往大多從《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來理解加爾文,或受歷史教科書偏差的判斷,認為他是以宗教霸權來治理日內瓦,標籤他是「獨裁者」,一心建立所謂「神治政權」。近十年來,隨著加爾文研究增多,學者回到加爾文的注釋、講章與著作等重新發掘,更為完整與全面整理加爾文的真實面貌。

  近年來,就加爾文生平與思想的研究著作陸續出版,其中有荷蘭教會歷史學者Herman Selderhuis 撰寫的John Calvin A Pilgrim's LifeIVP Academic2009 Robert Godfrey John Calvin Pilgrim and PastorCrossway2009)。兩位作者不約而同,以「漂流者」(pilgrim,或可譯作天路客) 指向加爾文的一生。(待續)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受人誤解的加爾文(二)

胡志偉

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orld Alliance of Reformed Churches)紀念加爾文五百周年發表的聲明說得好:「我們不要創造崇拜加爾文個人的教派,甚至高舉他為完美的聖人,這樣做根本違反改革宗基督徒播下的道種,就是反對推廣任何個人崇拜。加爾文本人強調「惟神得榮」(Soli Deo Gloria),只有上帝配得榮耀!」筆者撰寫文章,能引發更多認真的神學與歷史探討,毋須偏執地攻擊異見,一起從這位更正教先賢領受其信仰傳承。

漂流放逐

加爾文出生於法國皮卡第省的主教城諾陽(或譯努瓦永,Noyon),父親原著意他將來於堂會出任聖職,但由於與堂會發生衝突,加爾文就由讀神學改為念法律。加爾文曾生活於不同城市: 巴黎、奧爾良、巴賽爾、日內瓦、斯特拉斯堡等地。一五三四年,他離開了家鄉,因著反對羅馬教廷而被逼過著流亡生活。

終其一生,他以「異鄉人」牧者的身分,牧養著同樣顛沛流離、離開家園的信徒,無論是斯特拉斯堡的法國難民教會(一五三八至四一年)或日內瓦的「聖彼得座堂」(St. Peter's Cathedral,一五三六至三八年、一五四一至六四年)。他後來回憶:「上帝如此帶領我,祂通過不斷改變的情形使我不得安頓在一個地方 ……」(Thea B. Van Halsema 加爾文傳),頁32)。

劉再複於《面壁沉思錄》所言:「漂泊者對自身的內心呼喚是『走出去』和『走進去』。『走出去』是走出國界去拓展另一片天地。不是侵占他人他族的領土,而是開拓永遠屬於自身的人文世界。」(128)加爾文提及亞伯拉罕蒙耶和華呼召走出去時,不禁表露:「放逐本身是痛苦的,而他們鄉土的甜美使全人類連結在一起。」(引自William Bouwsma, John Calvin- A Sixteen Century Portrait,頁16)。加爾文雖不能植根法國,漂流的生活沒有削減他服事的心志;無論他身在何方,加爾文知道重要是順服神的主權,忠心以聖道與聖禮來牧養會眾。

城市一向扮演著人口集散的角色,不斷有新移民湧入,也有不同人等因著貿易及其它因素移居外地。全球化帶來城市的「流動人口」愈來愈多,教牧也需要有加爾文一樣的牧者胸懷,敏銳城市漂流者的靈性需要,無論是遷入的陌生人、或是於外地謀生的會眾,也能成提供適切的牧養與關懷。Robert Godfrey稱許加爾文看重其「靈性漂流者」(spiritual pilgrim)的身分定位,不作「定居者」(settler),安於現狀,從而失掉了「尋道」的熱誠。

牧養使命

加爾文經歷了靈性的「奇妙轉變」(推測是一五三二至三四期間),「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變了我的心,我即刻之間燃起強烈的願望,要在真道上長進。」(《詩篇注釋》序言)加爾文重視個人與神之間關係,肯定基督十架救恩的必要,但他並沒有把信仰「私有化」,他理解福音使命是普世性。不少人誤解加爾文的「預定論」,其實是後人偏差的理解與應用,他肯定福音使命的重要:「正因為我們不知道誰屬於預定,或誰不屬於預定得救的人數當中,所以我們當熱烈地盼望一切人的拯救。我們所遇到的無論是誰,都當努力使他分享平安。」(《基督教要義》卷三第廿三章14段)

瑞士日內瓦成為逃避宗教衝突的避難城市,大量法國及其它地區難民湧入,一五五○至六○年人口激增一倍。日內瓦原居民與法國新移民,兩個族群對宗教改革存有極為相異的期望,加爾文的牧職就是要不斷化解族群之間矛盾與衝突。基於他的法律知識,加爾文知道「依法治會」,制定適切的教會法則,才能保障宗教自由,如聖職按立或開除會藉等不屬於市議會的權力範圍。加爾文重視秩序,他信奉上帝的護理與管治,一切事物應有規有矩,他竭盡全力就是要本於聖道,撥亂反正,匡複教會和社會,回復上帝的秩序。

加爾文沒有一套現今所謂「宣教神學」,然而他從聖經整理而來的系統神學,導致他不眠不休地為著福音職事勞苦。除了行政與學術之外,加爾文也承擔著沉重的牧職:主日上午他多宣講新約,主日下午是詩篇,而周間則採用舊約。重返日內瓦之後,他講道大約有四千,平均一年有一百七十篇,他更主持二百七十次婚禮與五十次水禮。

加爾文不是只忙於應付堂會內務,他訓練法國難民要作宣教事工,差派他們回國植堂。改革宗神學院教授Frank James III重整有關資料:,一五五五年,加爾文與日內瓦於法國植了五間堂會;至一五五九年,建立了一百間;至一五六二年,發展至二千一百五十間。一座二萬人口的城市,居然可以於七年內建立了二千多間堂會,這一切源自加爾文沒有把所謂「神學」與「使命」分割。他更於一五五七年差派兩位宣教士 Pierre Richier William Chartier 前往南美洲巴西。加爾文的日內瓦,成為當時宣教使命的訓練基地與差派動員中心。

加爾文認定他所作的一切,正如他於《答沙杜裡多書》(一五三九年)所剖白:「對增進上帝榮耀的熱忱應當超過我們為自己的好處的所有關切之上,哪怕這種好處是永生。」(引自 Halsema《加爾文傳》)作為使命先行者,加爾文一生是追求上帝的榮耀,這正是當今教牧有時失掉的,因為我們重視個人或組織的成功多於關切上帝應得的榮耀。倘若所有教牧關切的皆是上帝的榮耀,我們的教會與社會將會呈現哪種願景,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待續)

後補:在此多謝各位網友的回應,盼望稍後討論加爾文與日內瓦議會關係時能一並處理,網上中文材料有些是二手或失實的,較客觀與學術的是神學院或宗派有關的文章與廣播,可參考 Reformed Theology Seminary iTunes的講座The Calvin 500 Blog Reformed Resources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受人誤解的加爾文(三)

胡志偉

加爾文一生看重對上帝主權的順服,身為篤信聖經的牧者,他理解牧職不局限於堂會以內,上帝的榮耀要彰顯於整個受造的世界。後人對加爾文的誤解,往往是用現今的價值觀套用於前人身上,如「政教分離」、「寬容異見」、「接納多元」等,十六世紀的歐洲版圖並非如此。

宗教改革之達成,其中重要的政治因素為若干地方貴族(如蘇黎世、日內瓦等) 不滿羅馬教廷的獨攬大權,城市議會支持改革,卻同時要面對不少內部矛盾,如大批湧入的法國難民與土生土長的日內瓦人之間;改革派與那些既不要羅馬教廷、也不要加爾文等干預的既得利益者。

出身法律背景的加爾文,同時要面對羅馬教廷的龐大勢力,又要與混亂的日內瓦議會不斷鬥爭,他強調的是「依法治會」與「依法治城」,而此法正是聖經啟示的上帝旨意。加爾文本人並非日內瓦的獨裁者,他為當時日內瓦議會與教會制定規章制度,堅定而柔和地要確切執行,他個人也要守法與依法辦事,這一切要成為後人有法可依的傳統。當然,從今人眼光看,如加爾文對若干娛樂行為的禁止,如跳舞、紙牌等,有些匪夷所思;但我們要瞭解他背後的信念,就是他看這些只求滿足私慾的活動為「失控」與「失序」的,有序的社會才是合乎上帝喜悅的世界。我們需要明白加爾文看秩序的重要性等同聖潔,他要確保日內瓦不會陷入激進的宗教改革或重投羅馬教廷,「法治精神」正是他要落實於社會及教會之內。

加爾文本人不是主動把一套法規強套在日內瓦,他是應邀以其法律與神學知識,協助當地市議會制定教會法規(不再受羅馬教廷轄制)。當加爾文於一五四一年重返日內瓦,他完成《日內瓦教會憲章》。由於加爾文早年師承當時有名望的法律界前輩,所以他能夠整理出一套合乎信仰價值又能實踐的教會典章。

當時的政治現實,根本不容許加爾文「只手遮天」獨斷專行,他要不斷作出某程度的妥協。如「教會法庭」(Consistory)的組成,由牧師和長老共同負責維持教會的秩序及訓導,並以投票方式來作出重要的判決。整個長老制的議會制度,按當時的標準來看,大大提升了信徒的權力,長老們可與牧師們在議會內平起平坐,限制了一直以來聖職主義所助長的牧師權力。加爾文可說是「代議制」的先行者,「加爾文的教會制度是完全民主的共和制的」,說這番話的是來自恩格斯 (《馬克思與恩格斯論宗教》)。加爾文本人同樣受到議會的約制,他根本不能獨攬大權,不斷要與日內瓦地方勢力鬥爭,直至一五五五年二月,支持加爾文改革的當選,他才有把握將日內瓦改造為上帝之城。市議會於一五五九年十一月通過一位議員提議,每次市議會邀請牧師讀經與代禱;用現今眼光看,自然違反政教分離的原則。一五五九年聖誕日市議會通過接納加爾文為正式公民身分。

從「教會法庭」與議會的成立起,加爾文就要面對「世俗」與「屬靈」權力分配的挑戰。如有信徒因不道德行為被逐出教會(被逐出教會在昔日社會差不多等同剝奪了基本公民權),這是由「教會法庭」處理,或是由市議會作的決定?麥格夫於《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這樣評價加爾文:「加爾文不是日內瓦的獨裁者,以鐵杖來管轄百姓。加爾文甚至大部分時間不是日內瓦的公民,因此不能擁有政治的權柄……最終來說,加爾文對日內瓦的影響力,不是基於其正式的法律地位 (這是微不足道的),而是本於其作為傳道者與牧者個人頗大的權威。」(157-58頁)

這正是本港教牧要思考的,我們如何在世俗化社會內發揮「屬靈」影響力?我們怎樣宣講誠信、公義、良善、寬容、勤奮、節制等?教會失掉了影響力不是因為外人的敵對(加爾文時代已有的),或政治形勢的不利,乃是我們信徒質素已失掉了福音的內涵?有些教會人士已把福音「工具化」為根本不用為罪悔改、只保證好處的宗教消費品,一旦消費者有任何不滿,自然可用完即棄,這說明了大量佈道事工不是帶來重生得救的信徒,可能是一大堆「自我為主」的假信徒。當今教會最大危機之一,就是失掉了「誠心認罪」又「不斷信靠基督」的福音理解。當福音失掉了加爾文或奧古斯丁的內涵,我們只會產生不少銷售「另類贖罪券」的所謂福音機構了!(待續)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受人誤解的加爾文(完結篇)

胡志偉

「依法治會」一直是加爾文倡導與實踐,他同樣看屬靈領袖不是淩駕法制之上。就以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一事為例,塞爾維特被判處死,加爾文確實指控對方為異端(否認三一神論與憑信稱義),判處火刑是當時議會的裁決,加爾文認定塞爾維特該受刀刑而非火刑,但當時自由派於議會中利用塞爾維特事件來打擊加爾文,並不接納加爾文的建議。

我們須瞭解當時教會中人對待異端,用今人眼光看,過於嚴苛,缺乏寬容,這正是昔日社會的真實寫照。塞爾維特是各地通緝的異端者,他無論身在天主教或更正教城市,命運皆一,難逃死刑。塞爾維特間接死在加爾文手上,只因加爾文指出他信仰的錯謬,加爾文的後人於一九三年在塞爾維特被處死之地立碑:「特批判他(指加爾文)的這一錯誤,這是那個時代的錯。但是我們根據宗教改革運動與福音的真正教義,相信良心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引自Thea Van Halsema著《加爾文傳》)

有些人以為使命的落實,只在乎領導人的個人魅力或權力所致,但從加爾文身上,我們看見制度與章則的重要,就是確保教會的職事不會輕易受到政治的干預,加爾文竭力維護只有牧者有權判斷誰可領受聖餐,反對日內瓦市議會權力入侵。正如余達心評論:「雖然執法極其嚴厲,加爾文卻沒有獨裁;相反地,他極重視民主精神,教會的領袖及政治領袖全都是市民選出來的,並且這些領袖不分等級,他們集體以民主方式領導平信徒及市民。」(《基督教發展史新釋》)

加爾文於《教會憲章》指定由執事承擔救濟貧病孤寡的事工,使慈惠事工得以常規化地進行。他也關注當時商業活動的貪婪與欺詐,他限制收取超額利息。倘若借貸者為貧民,即使貸款人收取規定的百分之五為利息,加爾文也不贊成,他視之為違背愛心及公平原則。他看信仰的價值可應用於職場與經濟活動,重視個人勤奮儉樸等美德,「為榮耀上帝而自覺地過著以勤勞、儉樸、積極向上為光榮,以奢侈、浪費、不勞而獲為恥辱的生活」,這些個人價值的提倡,導致韋伯(Max Weber)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肯定加爾文對經濟活動所起的正面作用。

工作本身也是從神而來的召命,打破了聖職人員才能擁有召命。一般信徒的職業與聖職人員沒有等級之分,人人皆要在其崗位盡忠於上帝的召命。加爾文的召命觀使人安於本分,並竭力於所作的事業能榮耀三一神。「中庸之道」(moderation)正是加爾文背後的價值所在,理性的功能就是使人行事不走偏激,凡事適可而止與尊重秩序是他致力實踐的。

教會要重新思考其使命,不應狹窄地規限為「領人歸主」,加爾文理解其使命是宏偉的,要改變整個世界,甚至寸土不讓予魔鬼。牧養是要面向整個城市,如何幫助城市立法者制定良好管治之法,如何確保政府與教會之間權力的平衡等,正是加爾文致力去作的。現今年代的社會,當然與十六世紀日內瓦有很大分別,然而加爾文本人,也是順服召命「走出去」的牧者,他的視野從不只在堂會以內,關注的是整個城市能否榮耀上帝?信仰的「宣告」不一定是福音的直述;可能是文化的對話、價值的改造或風氣的締造。

加爾文不是十全十美,有其個性弱點,過於嚴肅與執著,更是工作狂,反對任何玩樂;但他的牧養經驗與信仰反省有不少值得我們參考。他作為城市的異鄉人(如龍應台客旅本港而對本地文化的批判),卻關注日內瓦整個城市的發展,他持守信仰價值,以講道及治理來塑造教會,但他並非「堂會中心主義者」,乃關注上帝創造的世界。「依法治會」與價值的倡導,成了他留予今人的重要屬靈遺產。期盼華人教會也能產生類似加爾文的學者牧人,忠實地以信仰價值改變社會!(全文完)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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